我和我的祖国 | 陈树津：为祖国自豪！为纺织骄傲

编者按：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纺织工业从弱到强，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发展，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纺织业作为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母亲行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已将中国建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副会长陈树津

　　我自豪，因为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同龄；我幸运，因为我70年来沐浴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里。

千载难逢，与新中国同龄

我是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代人。

1949年1月，我有了生命，在娘的肚子里感受到了解放军解放天津的隆隆炮声。10月 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父亲是职员，上世纪20年代就通过了官办铁路的考试而就职，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经历了军阀民国时期、日伪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小时候常听他们说：“旧社会让人担惊受怕，过日子提心吊胆，还要逃难，又不得安宁，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好！”

　　我长大后上学、工作，进入社会几十年，期间经历、见闻不可谓不多，也读过一点书，有过一些思考，还去过50个国家和地区，心中难免要做一番比较。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上最伟大的政党”。

　　所以，我自豪，因为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同龄；我幸运，因为我70年来沐浴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里。

三番四复，步入纺织行业

　　我从1965年到2014年在纺织行业工作了49年，“从一而终”。进入这个行业有些戏剧性，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当年初中毕业时 (1965年)，我一心想上高中，而且升学考试考得也不错，数学还是满分，但特殊原因，我落榜了。那时候国家号召应届毕业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鼓励应届毕业生上边疆、去农村，于是我报了名，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

　　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区教育局从中协调，安排我成为了一名“中央代培徒工”，进入了代为培训的“天津市纺织机械第二配件厂”，学习铣工技术。三年学徒期满，我将被调往国防工业三线军工企业。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66年由于历史原因，厂里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这批“中央代培徒工”一律转为“地方代培徒工”，出师后即为委托培训厂的正式职工，不再调往三线军工企业。可以说从 1965年学徒开始，我就步入了纺织行业。

　　入行之前，虽然我年龄不大，但已感到纺织行业是个轰轰烈烈的行业，因为我长在天津，通过平时的各种新闻，包括文体活动报道、国庆游行报道等等，日积月累，早就知道了天津有国棉一厂以及棉二、棉三、棉四、棉五、棉六(北洋)、一毛、二毛、三毛、天针、天麻、天印、天津纺机厂……哪个厂不是几千上万人的工厂，哪个厂没有大片的厂房车间，哪个厂没有职工宿舍、工人新村、剧场、俱乐部、幼儿园、业余足球队、篮球队、京剧团、评剧团……别的行业好像大厂不多，只有纺织行业大厂排着队数。若干年后知道了天津是新中国在原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而后更是知道了我国纺织行业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不断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是和以钱之光为首的纺织前辈 (包括广大纺织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打下的牢固基础根本分不开的。

　　入行之后，至今已经54年，我身临其境见证了中国纺织工业走上世界之巅的奋斗历程。

　　比如纺织机械方面，这是我的入行之门。我进厂学徒时，纺机行业已经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取得快速的进步，生产了大量的设备来武装纺织企业。当时我们铣工组既有国产的平面铣、重庆滚齿机等，也有进口波兰、德国的万能铣床(我开的是后者)。我们是小厂，国有大厂如山西经纬纺机厂、上海中国纺机厂、天津纺机厂等设备自然要比我们厂好得多。而这些年我去过一些纺机厂，看到企业现在普遍都使用先进的数控机床，许多还有柔性加工生产线。 1978年我国纺机出口只有区区2000多万美元，2018年出口已达 36.66 亿美元。目前我国纤维加工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这得需要多少设备才能生产出来！尽管我国每年进口设备量不小，但大部分还是依靠自己制造加工的设备，而这不仅仅表现为数量，也蕴含着水平。

　　又如化学纤维方面。1974年初我调到天津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公司工作，记得1976年左右，公司所属三配件厂一位技术员来公司办事，他穿着一条的确良裤子，挺括的布面、笔直的裤线，很神气，让大家很是羡慕，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嘛。 1978年我到了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81年我们编写《纺织工业简报》时就出现了涤纶混纺布滞销的内容，这才几年，变化真大。1975 年我国涤纶产量为 1.75万吨，1981年产量是其10倍，为 17.6 万吨。现在看这产量连小儿科都算不上，但是那个时代是了不起的进步。再看如今，2018年全世界化纤产量6500多万吨，其中我国产量竟达 5011 万吨。虽然化学纤维各大品种不是我国发明的，但是国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我们却是先进的，并且还开发了大量的化学纤维新产品。

　　再如三大类产品方面。1984年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讨论，首先提出了纺织终端三大类产品概念，当时叫做服装、装饰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三大支柱”产品。当年，纺织工业部还办了一个展览会，我当时是联系新闻宣传口的，中央电视台派沈力同志(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 )来，对国产“三大支柱”产品进行宣传，在《为您服务》节目中播放。那时候服装还是重头戏，占比在80%左右，装饰用和产业用纺织品还比较少，而发达国家差不多已各占1/3 了。这些年来我们更科学地采用“服装、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的称谓，并且在历次五年发展规划中都提出了各占比例。“十三五”期末，也就是2020年，这三大类终端产品的比例将到40 ： 27：33。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体现高技术的产业用纺织品更是大踏步发展。

70年来，中国纺织工业发生了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发展变化。我国纺织行业老领导、老专家吴鹤松、陈义方、张国和、薛庆时等编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会长杜钰洲作导言的《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历程研究》，对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史作了最充分的介绍，读了这本书，你会感到如果曾经是纺织行业中的一员并且做了一些工作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两次改革，一生难以忘怀

　　我到纺织工业部工作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正好是同一年，因此，我有幸了解全国纺织行业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而且也亲身参与了其中一些重要改革工作。让我终身难忘的有两次。

　　一次是1998～2000年的国有纺织企业改革脱困突破口战役，那时我任国家纺织工业局企业改革司司长。上世纪90 年代，由于国有企业机制体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1996年仅纺织行业国有企业亏损额就达106亿元，国企改革迫在眉睫。 1997 年12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决定，要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1998 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 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为实现纺织工业产业升级和振兴奠定基础，对其他行业国有企业改革起带头和示范作用。当时是由国家纺织工业局负责组织全行业打突破口战役的，局里成立了领导小组，并成立了“压锭调整扭亏工作办公室”，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并配合王天凯副局长负责办公室全面工作，全局 1/3同志直接投入到这场战役里。经过两年多全行业上下努力，在省市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提前完成了压锭和分流任务，2000年也实现了全行业扭亏为盈。改革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我最感慨的是这次突破口战役中被分流安置下岗的 120多万职工，尽管国家最大化地出台了许多政策，但他们还是承担了相当的成本，保证了顺利分流安置。他们为纺织行业战略大调整和以后的行业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向他们表示敬意。

　　另一次是2001年的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不断推进，纺织行业主管部门更是排在前边。2001年的改革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革，国务院撤销了长达52 年之久的全国纺织工业主管部门，改建为社会组织性质的行业协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2011年更名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从此，我们走上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创办有中国特色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的探索之路。

　　十几年来，协会在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创新路上，一直义无反顾地前行着，我们不断完善协会结构体系、聚拢行业力量、凝练行业战略、坚持服务为本、创新工作方式，提升协会内力，协会组织和中国的纺织业一起成长、壮大。十几年前国务院决定撤局建会，实践证明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产业协会是能够成为政府的好助手、引导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是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的。新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纺织强国，协会组织也要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协会组织，对此，协会的同志还要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