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沿袭到超越，技术革新推动中国化纤70年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纺织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纺织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8%。作为纺织工业的源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化纤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从稚嫩到成熟的奋斗历程。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纵观1949~1978年我国的化纤工业发展史，基本完成了从“0 ”到“ 1”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化纤设备，走的是老厂改造、技术引进，合理消化吸收，到部分设备的国产化之路；在化纤的发展品种上，一开始以粘胶纤维为主，后来发展为粘胶纤维与合成纤维并举，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穿衣原料问题。1978 年12 月，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中国化纤事业也在这种利好因素推动下踏上了迅速发展之路。

　　从1979年至今，中国的化纤产业发展，主要经历了如下几个历程：1)在上世纪70年代“四大化纤”项目基础上，全国建立了第二批大型化纤厂； 2)开放市场、引进外资，企业产权主体日趋多元化；3)加入WTO后，化纤行业与资本进一步融合，民营化纤企业开始做大做强； 4)2014年后，在“互联网+”的思维引导下，化纤行业的设备智能化迅速提升，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本文以时间脉络为线索，记述了我国化纤产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变迁。

　　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1949~1955年)

　　在新中国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不稳定，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少，随着基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和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呈现递减趋势，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在此前提下，国家要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首先要确保粮食生产，但棉田面积的扩张会因此受到限制。除去这一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南涝北旱的问题经常发生，棉花生产也随着气候的问题呈现大小年现象，而棉花的收成，又会直接影响纺织工业的生产。丰收了，纺织厂要加班加点；歉收了，纺织厂要减少班次，降低产量。综合这些因素，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提出“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政策，并且基于我国当时国情，提出优先发展粘胶纤维。这主要是基于我国的木材资源虽然不多，但棉短绒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粘胶纤维。但是，由于当时化工部以发展基本化工为主，粘胶纤维项目只能在时间点上后移。

1954年秋，纺织工业部成立了化纤筹备小组，着手研究化纤纤维生产建设问题。1955年9月，钱之光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了解有关企业管理制度，劳动工资、产品品种质量、科学研究以及化学纤维和棉花等方面的情况，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考察中，除了参观纺织厂外，也参观了一些化纤厂。回国后，纺织工业部立即开展我国化纤早期的建设工作：一是把两个停车已久的老厂即上海安乐人造丝厂和丹东化纤厂进行恢复和改造；二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自行建设粘胶纤维厂。

　　上海安乐人造丝厂是民族资本建立的一个试验厂，主机是从法国购买的设备，生产能力为粘胶纤维1吨/天，由于设备缺损，长期没有投入生产。1956 年纺织工业部开始对该厂进行恢复和改造，到1958年正式投入生产，纺出了我国第一批粘胶纤维。

　　丹东化纤厂的设备原本是日本侵华时期，东洋人造丝株式会社从日本搬迁到丹东的旧设备，该厂于1941年投产，实际日产粘胶只有2~6吨，抗战胜利前夕，又被日军破坏，到东北解放时，已经无法生产。纺织工业部在 1955年年底对该厂修复改建，1956年5月完成初步设计，设计产能为日产粘胶短纤 12吨。1955年6月施工， 1958 年1月正式生产，达到预想的产能能力。

　　上海安乐人造丝厂与丹东化纤厂复工扩建工作完成后，两厂生产能力共5000吨/年粘胶纤维，这是我国粘胶纤维生产的最初起步阶段，实现了新中国生产化学纤维从无到有。

　　化学纤维产能扩增(1956~1962年)

1956年，纺织工业部向国务院申请，从民主德国引进年产5000吨粘胶纤维的成套设备，建设保定化纤厂；并同时引进日产1 吨的锦纶设备，在北京建设一个小型的合成纤维实验工厂。经周恩来总理批准，1957年10月，我国第一个自己建设的大型化纤厂经过 1 年多的紧张筹备，正式动工兴建，到1960年7月，保定化纤厂4 个纺丝区全部投产。而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因规模较小，在1957年即已建成。

　　为了配合化纤工业发展，培养专业技术人员，除在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早有化纤专业设置外，纺织工业部还选派一些技术人员到民主德国进修，并于1958年创办了北京化纤学院。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化纤产业建设工作，是我国化纤工业的初建阶段。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为以后化纤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保定化纤厂采用的是当时民主德国较为先进的技术装备，为我国培养和输送了较多的专业人才，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粘胶纤维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我国的化纤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60年7月，中央建议采用棉短绒和木材等为浆粕的原料，继续建设一批粘胶纤维厂，所需的设备由国内自行制造。在此理念下，我国开始了以上海二纺机、榆次经纬纺机、郑州纺机等厂自行设计和制造成套粘胶短纤和长丝的设计和制造。第一批国产粘胶短纤的设备研制成功后，在上海安达化学纤维厂安装试生产。在此基础上，纺织工业部从 1961年开始，陆续在南京、新乡、杭州、吉林等地兴建了一批粘胶纤维厂。与此同时，丹东化纤厂扩建了粘胶纤维车间，保定化纤厂扩建了棉短绒浆粕车间。

这批粘胶纤维厂的建设，大大提高了我国化学纤维的生产能力，奠定了我国粘胶纤维工业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1959年~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形成这种困难时期的根源主要是这三年发生了持续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我国的棉粮等经济作物歉收，从而导致经济困难。但是，从史料上看，我国化纤工业的基础，正是在这几年打下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化纤产业的支持力度较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化纤作为一种工业产品，不会因自然灾害而出现产量波动，给我国的纺织工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从而侧面印证了 1953年纺织工业部提出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方针政策的预见性与正确性。

　　合成纤维推进规模化建设(1963~1972年)

1963年，纺织工业部根据当时世界化纤技术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明确要把我国化学纤维搞上去，必须实行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并举，并要以合成纤维为主要发展思路。在此思路下，我国先后从日本和英国引进了年产1万吨的维尼纶设备和年产 8000吨的腈纶设备，分别建设了北京维尼纶厂和兰州腈纶厂，这标志着我国合成纤维实现了量产。

1970年，纺织工业部和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三部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钱之光任轻工业部部长。在轻工业部成立后的国务院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要抓轻工业，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这就解决了把投资重点转向化纤建设的问题，为大规模发展化纤工业提供了保证。

　　同时，得益于大庆油田的迅速开发，我国的石油产量大幅度增加。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关系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为引进成套先进设备提供了条件，这时轻工部提出引进成套石油化纤设备的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相关文献记载，1971年下半年，中国准备上涤纶长丝项目来源于毛泽东主席在上海的一次短暂停留。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在上海短暂停留期间采用社会调查法，让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纺织专用券”排队，买一条“的确良”裤子，结果工作人员排了大半天的队才买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毛泽东问周恩来，能不能多搞一点“的确良”的裤子，周恩来回答说“的确良”的原料是进口的，国内尝试过用腈纶短纤纺纱试制面料，没有成功。

　　但之后，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意见传达给国务院业务组支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随后国家计委通知钱之光。钱之光写了《关于引进成套化纤、化工技术设备的报告》，送交计委，用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人的名义，报送国务院总理审批。

1972年2月，周恩来亲笔在这个报告上批了“拟同意，即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主席圈阅了《关于引进成套化纤、化工技术设备的报告》，此后轻工业部内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办公室，开启了“四大化纤”的建设，以此开启了我国的合成纤维规模化建设时期。

　　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看齐(1973~1977年)

20世纪70年代，我国陆续建成的“四大化纤”基地主要包括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四川维尼纶厂。总规模为35 万吨/年，其中涤纶18万吨/ 年、腈纶 4.7万吨/年、锦纶4.5万吨 / 年、维纶7.8万吨/年。其中，1974~1978 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成； 1974~1981年辽阳石油化纤厂和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建成；1977~1981年天津石油化纤厂建成。这4 个项目的前道供需化工料的生产设备以引进成套设备为主，后道供需的化纤纺丝设备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以国内生产的设备为主。

　　这种“设备技术引进加国产设备”的组合，大大提高了我国化纤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自给能力。合成纤维特别是聚酯方面，因为拥有日本、东德、法国等著名公司的多种技术，加上后期根据我国国情对部分设备的关键部位进行自主改造，使得我国在20世纪70 年代后期的合成纤维品种以及生产技术已经与发达国家的化纤生产技术差距缩小很多，能够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的化纤生产水平。

　　尤其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投建，使我国有了第一批涤纶纤维，虽然当时的涤纶产能仅有2.2万吨/年，但是却为全国提供了国产“的确良”面料的生产原料。同时，由于当时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用地来源于围海造地，动用了 5万农民参与这一项目，故当时有“千军万马战金山”一说使得该项目全国闻名。

　　组建第二批化纤工业基地(1978~1983年)

1978年开始，纺织工业部开始组建第二批化纤工业基地。包括：仪征化学纤维厂，设计产能为53万吨/ 年的聚酯；上海石化总厂二期，设计产能为 18万吨/年的涤纶纤维；河南平顶山帘子布厂，设计产能为1.2 万吨/ 年的帘子线。

　　国务院能够批准上述3个项目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口快速增加，此时中国的棉粮争地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为了解决数亿人的穿衣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化纤产业，同时，一些高层领导也较有远见地看到，发展化纤事业，不仅仅是解决国内数亿人的穿衣问题，更是因为其项目建设周期短，而且可以通过其出口创汇。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上述 3个项目批复较快。

　　但是在1979年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仪征化纤以及上海石化总厂二期工程被政府通知缓建，其主要压力来源于资金问题。尤其是仪征化纤，在1980年，其工程所用的8000 亩耕地全部征用完毕，且引进设备的订货合同已经生效，即使是工程缓建的情况下，根据合同，到期也需要支付3亿元用于购买设备，而工程商的征地款以及安置费，至少也要付上亿元。但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每年需要花费近20 亿元进口棉花和化纤原料，用于弥补纺织工业原料的缺口；如果仪征化纤厂能够顺利建成投产，那么其生产的涤纶短纤和聚酯都将完全替代进口。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如何解决资金问题，成了纺织工业部头疼的问题。

　　问题最后得以解决，得益于时任国务院总理谷牧以及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荣毅仁先生。在谷牧的支持下，中信公司在1982年1月首次发行了100 亿日元私募债券，该债券的意义在于中信首次以一个公司名义，凭借一国之力和改革开放的利好形势，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天辟地的大手笔。中信公司用发行的日元债券筹集来的资金，80%投入仪征化纤的建设，纺织部也千方百计从地方筹集到两亿元，最终盘活了仪征化学纤维厂项目，该项目最终于 1985 年建成一期工程并投入生产。此后仪征化纤在一期基础上，采用边生产边建设的模式启动二期工程，至1988年6月底，仪征化纤实现利税 11.6 亿元。

　　仪征化纤项目，是中国化纤项目建设与资本融合国际资本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这个项目上，国家用较少的投资，靠中信公司在国外发行债券和从别处借款，短短几年就赢回了一个大型化纤联合企业。仪征化纤项目的成功，被广泛传扬，并且当时被誉之为“仪征模式”。

　　在仪征化纤等项目紧锣密鼓建设时期，我国的纺织品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化纤纺织品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上纺织品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当时我国的纺织品在总量上已经能够较好的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83年12月，在纺织工业部与商务部的多次共同建议后，国务院决定取消布票，棉布敞开供应。这是纺织工业以及化纤工业在解决人民穿衣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成果。同时，这也给市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纺织产业政府管控会越来越少，正是从此时开始，化纤产品的经营逐步由政府管控向市场化转型，这种转型，为中国的化纤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民营、三资企业陆续涌现(1984~2000年)

1984年开始，化纤行业开始出现外商投资建立化纤“三资”企业，当年项目总数为9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1321 万美元。以此为标志，化纤行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企业性质不再是单一的国有企业，其后几年间，化纤行业陆续出现了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伴随着这些企业的出现，化纤行业对利用外资问题的争议开始增加。一种看法认为国内没有资金能力，就应该全方位开放市场，积极吸纳国外资金；另一种看法认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将抢占中国市场，损害国内化纤企业的利益。争论最终以开放市场，积极引进外资、化纤设备、化纤技术告终。

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化纤领域中的外商投资公司有：美国的杜邦公司、阿莫科公司，日本的丸红、东丽、帝人、三井等商社，德国的巴斯夫公司，韩国的晓星公司，中国台湾的远东、翔鹭、台塑集团等。这些外资企业的加入，丰富了我国化纤行业的品种，也通过其带来的技术加速了我国本土化纤技术的提升。

　　但是，随着外商投资化纤领域比例的增加，使我国化纤工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更为艰难的处境，特别是国有企业。我国企业无论是产品出口，还是国内销售，都存在更加激烈的竞争。1990~1995年期间，一些外资企业利用政策优惠，以低原料成本和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形成了局部垄断，产品在国内低价销售，扰乱了国内市场，影响了同类企业正常的生产和销售。如 1995 年春夏之交，某大型独资聚酯纤维企业突然大幅度低价倾销，造成聚酯长丝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下滑，国内长丝厂家纷纷停产、减产，经济效益急剧恶化，个别企业甚至濒临破产、倒闭。

1995~2000年期间，尤其是1996年之后，纺织行业开始了压锭工作。受纺织行业的压锭工作影响，化纤短纤类产品在这几年间的经营也较为窘迫。在这一阶段，化纤企业第一次迎来了市场的洗牌，一些国有化纤企业，在这几年间完成了企业改革，有的变成混合型股份制公司，有的转变成了民营企业。中国化纤行业，经过这 5年的变革后，开始成为世界上化纤产量最大的国家。

　　出口市场迎“入市”新机遇(2001~2007年)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给整个中国化纤行业带来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当然，在加入 WTO初期，整个行业内对于加入WTO是“狼来了”还是“与狼鼓舞”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种争议的由来，主要是对加入WTO 中国化纤行业的比较性优势所站的立场不同而产生的。比如在 2000年前后，我国的进口聚酯切片关税是16%；聚酯短纤维和涤纶长丝的关税率是19% 和 21%；而按照当时的WTO协议要求，到2005年，其进口关税均要降到 6%~6.5%的水平。这样，加入WTO后，我国的聚酯产业进口成本将大幅度降低，再结合当时我国的化纤行业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品开发能力低、产品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下游主要是服装行业等客观因素，由此得出中国的化纤产品在国内市场将受到冲击的结论。

　　不过，2002~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我们不难发现，这段时间是中国化纤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几年。根据纺织工业年鉴2008年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 年我国的化纤产量为694.2万吨；至2007年，我国的化纤产量为2393.1 万吨，7年间其增长率为245%；而从中国化纤占世界化纤比重看，2000 年中国化纤总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8.9%；至2007年该数据为74.1% 。历史数据较好的说明了，中国加入WTO后，是“与狼共舞”而非“狼来了”。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反差，笔者认为，主要得益于以下3点： 1) 中国加入WTO后，最初，业界看到的是竞争上的差距，后来一些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工艺，弥补了这一差距。2)民营企业在这几年间迅速崛起，比如浙江恒逸、浙江荣盛、江苏恒力、江苏盛虹、浙江华峰氨纶等企业均是在这段时间得到迅速发展。 3)中国加入WTO后，我国逐步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纤生产基地，转变成了世界化纤生产基地与出口基地，而出口市场在加入WTO 后，比未加入前做的更大，这一点有很多化纤从业者始料未及。

“智能制造”成产业新优势(2008~2019年)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席卷到中国的化纤行业，这一年，中国化纤行业遭遇了加入WTO后的第一次困难处境。所幸的是，2009 年，中国国务院推出了《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得益于该规划，中国的化纤工业在2009~2014年期间，开启了靠智能设备提升劳动效率的时代。

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2015 年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得益于“互联网 + ”等创新项目的提案，在化纤生产上，一些化纤企业也开始了智能设备的应用。其中，浙江桐昆集团的机器人生产车间，能够做到在涤纶长丝生产过程中的落丝、输送、检验、套装、码层、捆带、缠绕、贴标签等一系列工序的自动化；新凤鸣集团的5G技术车间，生产效率比同行提升 15% ；而用工方面则降低15%；2019年，在中国化纤协会主办的“化纤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高层研讨会”上，华为云携手三联虹普正式发布“化纤工业智能体解决方案”，以共同推动化纤及原材料行业智能化业务发展。这些企业智能制造的应用意味着，化纤行业不再是传统认知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生产效率，用工量将明显减少，同时对于行业内从事生产的人员，技术要求会越来越高。